一个国家正常人不多是多么可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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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今早所写的一篇极理性之文，但自认为帮助大家认清了一些中国文化的实质。发在我公微上（悲迎关注ranshiyiwenzhi）立即被屏蔽。于是刊于敝博客，以后每天都在博客上贴一篇文章，不把那里给荒废了，请朋友们垂注。2015年3月24日于成都

晨起看有网友说我们收费办旅游与书院之事，他的理由是我那样的收费只能帮到中产阶级，让他怀念湖北立人大学点蜡烛上课的事。更好玩的是，来留那种言的网友是翻墙上推特来的（当然前提是他不在国外，不过在国外发那种言也令人不解）。能翻墙上推或者肉身翻墙了的人，其对互联网的渴求与搜索能力，应该成正比。但遗憾的是，翻墙似乎也很难促进并提升他在某事上的搜索及判断能力，以便对一个人做出更立体丰富的审慎评判。

以前见到如上网友的看法，我多半一笑置之。但我认为具有如此看法的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花点时间，做点与经济学有关的常识性遍及工作。下面就此事说几条常识，让那些常来敝公微的朋友们对我们做事有更多的了解。

1：有人看我们办收费的书院及旅行举动，说用度让其惊呆了，他还说想起在湖北立大点蜡烛上课的情形。我告知他别把收费给人服务与免费替身办事对立起来。对立大与立馆免费服务多少我就不说了，去年给立大上六天《民国NGO史上的失踪者》，每人收八百元给立大做营运费，自己女儿来听我课，都是交了费的。

2：茅于轼先生曾说，为穷人办事，替富人语言。那话两边不讨好是铁定的，因为有人感觉穷人之穷是自己的原因，而富人有钱能搞定话语权。为立大上课与立馆服务时，不仅费时自贴，而且被喝茶多次，只求有司不要骚扰听者。而我办收费的书院与旅游，有人又来给我说让他想起湖北立大点起蜡烛上课的情形。

3：稍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商业有极大的社会价值及正外部效应，它甚至被有识之士视为有相当之慈善价值，因为它解决了一个社会的就业及人们的需求问题。收费的高低由市场来决定，若是没有人来消费，那么我们就会无法运营。同理，办收费的旅游与教育，是经由过程一定的代价杠杆来供应市面上比较稀缺且有竞争力的服务。

4：一个对商业的价值没有充实的认知，有着满脑子冤仇，对款项充斥不洁想像的人，我只能说是被我们的文化出格是近六十年来教育所愚弄的结果。我看到太多的心不言钱，甚至感觉提钱就脏了嘴的人，只要机会就不择手段。那种虚伪害人非浅，也毒害社会的正常认知，因此我办教育要开设《儿童经济学》。

5：一个人有点经济学常识，十分重要。民国的知识大牛，在那方面的欠缺简直难以尽数。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吴虞等人，他们之非孝，只能谈到人性压抑或道德勒索，一言以蔽之，吃人的礼教。他们均不能洞穿孝背后的经济学问题，那说明一个人再牛都有自己的知识死穴，但却不可缺少常识包括经济学常识。

6：孝背后的经济学问题，一直没能得到有效的研究。我看国内诸多的经济史研究大牛如巫宝山、许涤新、吴承明、傅筑夫、胡寄窗、傅衣凌、李伯重等均不及此。事实上，为何以孝以治天下至今仍被当成治人者之圭臬（听听歌曲“常回家看看”，并且阅读一下法律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那里面有绝大的双重剥夺陷阱，可是能看到此一问题的国人寥寥无几。

7：除了像鲁宾逊那样在荒岛生存的特例外（他回归社会就又需要纳税），任何人一生下来就开始纳税，其纳税直至其死亡。纳税是你让渡出一部分所得，来养政府，让其供应公共产品以及为你服务。几千年来，中国公众一直纳税，却从没来享受过政府帮助养老之事（其实是公众自己养老，只不过公众提前交钱，放在政府处，退休或者老时，有个零存整取而已）。一方面纳不完的税，一方面却让公众在无尽的税收之外让公众自己养老，就会有孝那样的意识形态大忽悠，来愚弄公众。

8：孝那个既念，在中国社会具有相当核心的作用。因为孝自古以来都有家庭代际风险救助作用，且所有人都要老，在不能指视政府帮助养老的情形下，一代代的人都希冀用孝来绑缚子孙，以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如此认知，让父母感觉给孩子灌输孝，是在爱孩子，因为自己也是那样被父母教育的。事实上，在孝那个问题上，千来年收益最大的是权力不受约束、资源垄断的政府。

9：若是古代人只有用孝来作为自己养老救助，提升自己养老抗风险能力，是没有选择，并没有认识到孝在很大程度是帮助政府进行自我维稳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对世界各种政府形态都有常识性认知的现代人，还宣传并相信只有孝，才能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那就是一种愚不可及的理念。

10：我的意思是说，若是我们是真爱孩子的父母，就不要给自己的孩子讲孝，而是要给孩子说，我们是纳税人，养老之责，重要在政府。说在政府，其实支付者是自己，只不过是交了税后的延迟支付。孩子们爱我们，要秉乎他们的人性与天然，而非道德绑架与经济约束。当然在能够制衡并让政府帮助养老之前，孝有其替换性的养老作用。

11：当然从目前而论，我们不能等政府来养父母，让父母饿死。我母亲是农民，养老一力由我承担，因我现在拿政府没措施，自然应该承担母亲养老之责。事实上，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在那方面做得不错。但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知道，养老之主责在谁。也同时要告知孩子，我爱你我生你，并不是为了你帮助我养老。我们为人父母者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如今已经到了一家实行两制的时代了。

12：什么叫一家实行两制呢？那就对父母尽自己的养老之责，因为现在的政府还没有负起它对公众的养老之责。而自己的养老却不要过于希冀于孩子，而是要参与约束政府公权力，要让政府承担起咱们的养老主责。同时我们也要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完成在政府养老之外的自我养老努力，而不要把绑架孩子视为当然。那样一来，我们才能改善中国家庭中那种太过势利的亲子关系。

13：我曾说过，真正爱孩子的父母，绝不想把不自由的生活不负责任地传递给孩子。我那话的背后意思是指，我们要让整个社会的公众意识到自己是纳税人，要让政府成为养老的主体。当然我们那一代人能否完成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的确是很难说的事。但我们不能因此不努力，因此在观念上继续糊涂下去。哪怕我们快走完人生之路时，仍然没有完成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的任务，但可以坦然无愧地给自己的孩子说，我们为寻求自由有趣的生活而努力过，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14：再把话说回来，民国知识分子哪怕是那些大牌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许多人对自由有着蹩脚的认知。他们一方面相信政治自由是必须的，另一方面却过分寻求不节制的平等，即在经济上相信计划经济，对私有财产抱着不重视的态度。那样的人基本上是民国自由分子的主流，那些多受拉斯基等人的影响。同时又因为现实的境况（日本侵犯等）而使得民族主义乃至国家主义在他们身上如魂附身，那种如魂附身的意识形态，加之如上理念，最终使得他们拥抱通往奴役之路。可悲的是，那些人却是你耳熟能详的：储安平、罗隆基、翁文灏、蒋廷黼、丁文江等。一个国家没有几个有正常认知的人是多么可悲啊。

2015年3月24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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